对城市动拆迁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法理分析与建议

作者 李克垣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开始表现出强烈的城市化渴求，然而伴随着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和旧城区改造，各地动拆迁问题愈发凸显出来。动拆迁矛盾和纠纷的扩大和激烈已表明，动拆迁问题已不再是表面上的城市建设纠纷问题，实际上它已牵涉到法律、政府职能、公众权利等多个方面。如何处理好新世纪经济发展与旧区改造的矛盾，这是一个新的课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本文将以此为指导，首先对动迁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剖，然后在基础上对旧区改造进行法理分析，最后对基层政府在动迁中作用提出有益的思考。

一、对城市动迁中存在问题的思考
在旧城区改造 过程中，城市拆迁过程是最艰难、也是存在争议最多的阶段。“东八块”拆迁只是城市拆迁中的一个缩影，有的地方拆迁矛盾比这更激烈，有天安门自伤事件，也有汽油自焚身亡事件。发生这么多激烈的动迁矛盾，说明了动拆迁本身可能存在一些或大或小的问题，很可能就是这些问题造成了矛盾激化，成为酿成极端事件的原因。
1、在动拆迁主体上，既有动迁指挥部，又有动迁公司，使动迁的性质趋于模糊。
在很多地方动迁时，既成立了由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各职能部门参加的动迁指挥部，又成立了若干动迁公司，到底谁是动迁的主体？政府在其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在其他地方动迁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有的地方的拆迁办公室，看上去是一个行使政府权力的机构，摇身一变马上又变成为直接的拆迁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这种主体上的不确定，使得动迁性质变得模糊，使拆迁行为是基于公共利益的政府征收还是商业用途征地也定性不清。这是导致动迁矛盾的潜在根源。
2、动迁补偿范围的太窄、补偿标准太低，使大部分居民购买不起房屋，从动迁中未能获利。
房屋拆迁是一种复合行为，房屋拆迁目的是获取房屋基地（使用权），房屋拆迁不过是获取土地的手段。房屋拆迁补偿实际上应涉及两部分：一是基地使用权补偿；二是房屋及其他附着物的补偿。对于土地使用权的补偿，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对于房屋及其他附着物的补偿，《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章作了规定。然而对于房屋拆迁的补偿评估标准也是上世纪末期制订的，在房价已上涨一倍多的情况下，拆迁补偿价与市场价格相去甚远。居民拿到安置款往往买不起房，房屋安置则是远离城区，居民因丧失了在城市的交通、就学、就业的种种便利而心怀不满。
3、在动迁进入相持阶段后，动迁公司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存在着等政府裁决的情形。
动迁处于胶着状态之后，动迁公司以居民要价过高为理由，基本上不肯再与动迁居民进行商谈，即使商谈也是纯形式意义上的，即安置或补偿条件较上一次没有任何的变化，动迁居民只存在签与不签的两种选择。动迁公司基本上等着政府裁决。出现这种情形，其实也愿不得动迁公司，因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在房屋拆迁公告规定的或者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裁决作出的拆迁期限内，被拆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拆迁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作出责令限期拆迁的决定，逾期不拆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立法上将拆迁行为作为政府行为，认为一旦发生争执，就应强行介入处理。既然立法上赋予了拆迁公司一旦拆迁不顺利有政府好靠，那他何必付出更多的金钱与精力与动迁居民谈判呢？等着政府裁决就行了，“我”坐享利润，而矛盾却转嫁给了政府，有这等好事，只有傻瓜才会不用。正是因为强制拆迁的立等可取，才使交易双方彻底失去平等的妥协动机和博弈能力。
4、动迁矛盾激化后，政府立即处于前台，动迁公司却转到幕后。
到动迁后期，被动迁居民多次大规模地到市里、北京上访，矛盾处于激化状态。在处理矛盾过程中，区政府、街道处在了处理矛盾的第一线，为了接回、控制上访人员动用了大量干部以及物力、财力，动迁公司虽然也参与进来但好像处于次要的位置。其他地方的动迁矛盾也出现同样的局面，一旦矛盾激化，出来收拾局面就是政府了。当事人就安置补偿产生的争议本来属于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却转化成居民与政府的较力。产生这种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制度安排中，由行政机关通过其征用、收回使用权、颁发拆迁许可证等公权力行为将土地（使用权）从现在的使用权人移转至要获取使用权的私人一方，而无需和现使用权人协商，使民事交易过程的土地使用权取得过程变成了一个行政过程；另一方面也因为信访属于政府处理的事件，制度安排使我们更关注信访行为本身而不是它的原因。
5、在动迁矛盾中，居民提出的问题并未能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导致居民的持续不满。
在动迁矛盾处理时，居民提出很多问题：公民私有产权保护问题，土地使用权的补偿问题，拆迁的司法裁决问题，政府文件的公开问题，强制拆迁的合法性问题，等等。可以说，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尖锐的问题，目前立法上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动迁工作人员也不是法学家其法律素养也达不到解释这些问题的水平，但对居民的这些问题以法律没有规定来搪塞或者认为是无理要求而置之不理，显然并没有解决问题，导致了居民的普遍的不满情绪，从而给动迁带来更大的阻力。
6、强制拆迁前后，居民选择大规模上访，而不是求助于司法救济。
在动迁后期持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居民认为自己的利益受损，选择的不是司法救济的途径，而是大规模的上访。在其他城市的动迁中，甚至发生自焚、与动迁人员同归于尽等极端的矛盾。我们说，司法是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什么居民直接越过这道防线，而是寻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上访呢？实际上，对其他民事纠纷，居民基本上还是以司法救济为最终手段的。一般说来，每一个动迁居民人还是一个理性人，他作这样的选择，不得不令我们反思：司法救济途径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实事求是得来说，确是如此。一方面，动迁成为政府行为后，从民事纠纷转化行政纠纷，意味着居民不满动迁补偿安置如果要寻求司法救济，就要告政府，而法院又受制于政府，使老百姓不敢相信法院。事实上，对于涉及动拆迁的纠纷，法院要么不受理，要么也是判居民败诉为多；另一方面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本身也决定了居民不可能从法院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公民起诉的目的无非得到在他看更为合理的补偿（实际上就是更多一些），然而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只能机械地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适当则基本不予审查，即使法院认为拆迁行政裁决或行政强制不合法（包括程序上违法）也只作出撤销的判决，补偿安置争议仍需回到作出裁决的原行政机关处理，公民即使胜诉即得不到他想要的结果。
7、对动迁居民的持续上访，不能拿出有效的措施。
通过强制拆迁，“八块”一期在持续两年多后终于完成了动迁，但是由于有36户居实行了强制拆迁，持续的上访却没有结束。这些被强迁的居民以及其他地块的被强迁的居民经常性地到市里上访，有时一天去几次，重大节日或政治活动前后他们还群体到北京上访。对于这种的上访要持续多长时间，还不得而知。而解决上访问题成为了区政府、街道的政治任务，一旦上访就必须派人领回，这在花费着政府的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这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领回上访人员后，找不到有效的办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本来他们的利益相对方是动迁公司，现在由于政府裁决，动迁公司则在法律上完成了他的安置义务，可以说上访已与动迁公司没关系了（动迁公司可能也这样认为的），变成了上访人与政府的博弈了。在这场博弈中，政府无论是妥协还是强硬都处于两难的境地。

二、对城市动迁的法理分析与建议
为什么城市拆迁中存在如此多的问题、如此激烈的矛盾？看来有必要对旧区改造引发的城市拆迁的矛盾作了详细的法理分析，或许这也能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某种视角。我们说“旧区改造”一词，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通过动拆迁取得土地，第二步则是在土地建造新建筑。由于建造新建筑行为引起的矛盾并不是很激烈，并且法律关系上也没有引起很大的争议，所以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主要是对旧区改造中城市拆迁行为进行法理分析。
1、城市动迁的性质的分析。
从城市动迁来看，城市动拆迁是一个复合行为，首先要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然后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方可拆迁房屋，取得相关土地。从这一行为的过程即可看出，动拆迁的目的不是征收房屋，而是征用土地，只不过为了获得土地使用权需要拆除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附着物。拆房只是手段，征地才是目的。就目前的动拆迁而言，其实包括性质不同的两个层面：一是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土地使用权，即属于公用征收；二是为商业用途而取得私人土地使用权，其实这应是民事交易过程。很显然，这两种行为的拆迁性质完全不同，第一种公用征收拆迁，作为私人必须服从公共利益，然而将私人的不动产收作公用的公权力行为给私人造成了特别牺牲，政府当然应予以补偿。第二种商业用途拆迁，从本质上讲为私人目的而移转土地使用权仍然是一种民事行为。虽然国家对土地享有所有权，然而现使用权人已通过某种对价获得了使用权，土地所有权人有义务尊重使用权人的权利。当取得土地的目的是为了纯粹的商业目的时，使用权出让的决定权应属于现使用权人，而非行政机关。
对于何者是公共利益？对城市拆迁来说如何划分公共用途和私人用途？旧区改造算不算公共利益？在相当一部分情况下，很难对此进行界定。即使在西方国家，公共用途和私人用途也经常被混淆在一起。例如，政府征用的土地是用于的公共住宅计划、社区重新开发等，这必然伴随着实质上的私人利益、商业开发与商业投资，但通常仍被视为公共用途。但不管如何，其土地征用的用途还是限于慈善事业、教育、科学用地等公益事业。所以，必须对公权力取得土地的用途进行严格限定，政府不得为纯粹商业目的动用公权力取得土地。旧区改造是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这要作一个具体的分析。对于危棚简屋的改造应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这里有几点理由：第一，居住在危棚简屋中人存在着人身安全的危险，在现代社会意识而言，保障人身安全属于公共利益，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第二，保障人身安全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政府应该采取合适的办法来保障人身安全；第三，解决居住在危棚简屋中人的安全问题，最根本最彻底最有效办法是旧区改造进行拆迁，综合平衡再找不比这更好的办法；第四，实现居者有其屋，尽可能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是现代政府的社会职能，这一目的也可以列为公共利益；第五，实行旧区改造在结果能够实现以上公共目的，亦即居民解决居住危险和居住困难问题；第六，被动迁居民利益损害（包括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以及可期待利益等）不应超过政府所要实现的公共利益，具体到旧区改造则至少是不超过其通过旧区改造获得的利益。同时，我们还可用民主程序来防止公权力滥用公共利益原则，比如房屋拆迁是地方性的问题，可以通过健全的公众参与机制，把权力交给地方的人民，如果人民认为自己所在社区应该进行旧区改造那么就改造，如果反对就不改造。实际上，我们已在某种程度上采用这种民主机制，如石门二路街道福田村，由于居民写信反对拆迁则在55号地块动迁时予以保留（当然，写信还不是真正的民主程序，但至少是民意的反映）。在旧区改造时引进商业操作，那只是手段问题，不能改变公共利益的性质。
但如果旧区改造的目的或者结果是为了商品房开发或其他商业用途（即私利），则不属于公共利益，不能采用公用征收的拆迁方式，只能采取市场经济的办法，按照民事交易的方式去操作。
2、城市动拆迁合法性的获取。
上面我们在分析动迁性质时，实际已部分论及了动拆迁合法性获取问题，现在再作一个较详细的分析。由于动迁性质的不同，其合法性获取的方式也不相同。
对于公用征收拆迁，至少要经过这样几道程序：第一，需要用地的单位（公益性的）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申请要论证其项目为什么属于公益性、公益目的、为公益目的为什么选择这个地块而不是别的地块、损害哪些居民或企业、单位的哪些利益、如何进行补偿等问题；第二，政府主管部门接受申请后，初步认为可行，则征求受损居民和企业的意见，召开听证会；第三，政府主管部门在汇总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报请政府首长（县长、区长、市长、省长等）做出决定，决定分两种情况，即批准申请和不批准申请 ，决定要送达有关当事人并予以公布；第四，利害关系人 及相关团体 如果不服政府决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 ，由法院做出最后裁决，法院的终审判决是最后的决定，所有机关和人员都要无条件服从。
对于商业用途拆迁，主要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民事关系，从法理上来说，拆迁人能否获得拆迁权取决于被拆迁人是否同意。但当个别人所有权的绝对行使，影响到其他人利益时，就应受到限制。所以，决定动迁与否就应引入民主程序。
3、城市动迁操作路径的分析。
根据城市动拆迁是公共利益还是商业利益的不同性质，我们也按照对比的方式对动拆迁的操作路径进行分析。
（1）动迁主体。对于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公用征收性质的动迁，显然，动迁主体是政府，动拆迁属于行政行为，动拆迁合同属于行政合同，一方主体是政府，另一方为被动迁居民或企业。当然政府可以授权有关组织进行，但其权利、义务都要归结于政府。对于商业性质的动迁，动迁主体是企业，动迁属于民事行为，动迁合同也属于民事合同。
（2）补偿原则和范围。这里仍然要区分两种性质的动迁，对于商业用途的动拆迁，属于市场交易行为，作为企业一方要获得土地使用权，当然要付出对价，对价的范围应由双方协商决定 ，但至少要包括被动迁人土地使用权的对价、被拆迁房屋的对价以及可期待利益的对价（主要是对企业或个体户来说的）。这里适用的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对等、有偿原则。
对于公用征收动拆迁，适用的是补偿原则，属行政补偿的范围。我国《宪法》第10条第3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是补偿原则的宪法依据。如前所述，房屋动拆迁是一种复合行为，一是拆除房屋，二获取房屋基地（使用权），房屋拆迁不过是获取土地的手段。房屋拆迁补偿实际上涉及两部分：一是基地使用权补偿，这是房屋拆迁补偿的根本 ；二是房屋及其他附着物的补偿。对危棚简屋的旧区改造目的而进行公用征收行为，还要遵循行政给付（救助）原则，即如果被拆迁人非常贫困，给予被拆迁人的补偿还要多于被拆迁人的损失的利益 ，因改造的目的是基于保障该地区居民的居住安全和改善居住条件，否则就不能取得动迁公益性的合法性。
4、对强制拆迁以及裁决主体的分析。
在城市动拆迁中，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成协议，正常进行拆迁一般没什么问题。关键是如果被拆迁人拒绝拆迁或者始终不接受动迁条件，如何处理是动拆迁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目前实际操作而言，是由拆迁人提请政府主管部门进行行政裁决，最后进行强制拆迁 。然而正是由于强制拆迁，诱发了许多恶性案件以及大规模进京上访，也使许多学者对房屋拆迁产生责难 。在此，我们从法理上对强制拆迁进行分析，这里仍然要区分公用征收动迁和商业用途动迁。商业用途拆迁是民事行为，拆迁合同是民事合同，要遵守契约自由原则，在此不作详细讨论。我们重点对公用征收动迁的强制拆迁依据进行分析。
根据前面的分析，公用征收动迁是基于公共利益，由政府与被动迁居民/企业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进行的行政行为。这一协议属于行政合同，因为其行政性，在这种合同里，相对人的缔约自由权受到限制，即相对人不再具有是否缔约权、同谁缔约权，保留的是决定契约内容的权力。因此，在拆迁补偿协议中，被拆迁人不能拒绝签拆迁协议，也无权选择与政府以外的主体签拆迁协议，只有就补偿方式（房屋还是货币）、补偿的多少进行商谈。即使就补偿范围与补偿标准而言，政府仍然是占主动的，并不是说被拆迁人要价多少政府就应给予多少。反过来，政府制订补偿范围和补偿标准要合宪、合法、合理。如前所述，补偿范围至少要包括土地使用权、房屋及其他附着物，甚至包括间接损失和可期待利益 ，就补偿标准而言，对土地使用权的补偿要考虑级差地租、对房屋补偿要依照市场价值标准 。
然而，如果政府给出了上述的合理、公平的补偿，个别被拆迁当事人仍然不接受，政府是否可以强制被拆迁人缔约，即政府可否进行行政裁决？目前实践中是由政府进行裁决的，但从法理上说，政府不可以进行裁决，理由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从拆迁补偿属行政合同的性质来说，虽然具有行政性，但还是具有合同性，如果政府可以裁决政府自己提出的协议条款，就连相对人的决定契约内容的权利也剥夺了，等于全部剥夺了相对人的缔约自由权，那么拆迁协议在性质上就不再属于行政合同，与行政处罚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了，政府行为的合宪性和正义性也就丧失了；第二，从行政裁决的性质来说，它属于行政司法的内容，它裁决的纠纷的主体都是民事主体，不能对一方是政府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裁决，因此行政裁决不能裁决公用征收拆迁补偿纠纷；第三，从一般法理原则来说，在目前的拆迁裁决中，政府既是一方当事人，又做裁决人，即自己做自己的裁判，是不符合现代法治原则的。
那么，对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参照西方国家处理这类原则的办法，我们给出的路径是，由政府向法院提出起诉，由法院判决被拆迁人是否应该接受政府提出的补偿条件，政府和被拆迁人都可以提出上诉。如果最终法院判决“是”，司法裁定了被拆迁人与政府的拆迁安置协议，这是一份司法裁决，当事人必须予以执行。如果被拆迁人不执行法院判决，可以强制执行，亦即可以进行强制拆迁。
三、基层政府在维护动迁稳定工作中的思考与建议
在动迁中，政府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既是公权力的代表，承担动迁的管理、行政裁决职能；又是国有土地的所有人的代表，是动拆迁的一方当事人。同时，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政府（包括街道、镇）又是责任人，由动迁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主要由政府（包括街镇）来承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根据上面的法理分析，如果能够区分不同动迁性质，建立合理的动迁法律，给被动迁人予以公平补偿，确立司法裁决原则 ，那么动迁引发的矛盾的，将大大减少，从而稳定工作的压力也将大大减轻。然而在目前动迁法律未能制定出来，相关动迁行政法规、规章不完善，司法仍未能树立公信力的情况下，政府（包括街镇）仍然承担着维护动迁稳定工作的巨大压力，因此本文拟就有限的范围内，就政府在动迁中的角色定位、职能行使以及街、镇的定位提出一些分析建议，或许能有益于动迁矛盾的化解。
1、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政府制订完善的动迁政策。
由于我们的动迁工作还没有一部动迁法可以依据，动迁主要还是靠政府的政策来执行的。所以动迁政策的制订是否公平、合理，是从源头上预防动迁矛盾产生的关键。动迁政府的制订一定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能够平衡社会各方的利益，具体说来就是依据宪法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产权，能够在合乎法理原则的基础上制订补偿政策。
2、从严格依法行政的角度出发，在动迁操作中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佳木斯市应急救援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佳政发〔2011〕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驻佳中省直单位：

经市政府领导同意，现将《佳木斯市应急救援工作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佳木斯市人民政府

　　　　　　　　　　　 　二○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佳木斯市应急救援工作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整合应急救援工作资源，规范应急救援行动，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危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应急队伍建设的意见》，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应急救援，是指应急救援队伍组织营救和救治受灾人员，疏散撤离并妥善安置受到威胁人员，迅速控制危险源，防止次生事故发生，以及采取其他救助措施的行为。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处置为主的应急救援体制。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将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和有关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设与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按照政府补助、社会捐赠相结合等方式，建立多途径的应急救援队伍经费保障渠道。
　　第五条 全市应急救援队伍在执行应急救援任务时，应坚持“救人第一，科学施救”的指导思想，按照“第一时间调集足够力量和有效装备，第一时间到场展开，第一时间实施救人，第一时间控制灾情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和危害”的要求，组织实施应急救援行动。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职责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应急救援体系。
　　（一）设立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由政府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负责人担任指挥长，政府应急救援管理机构、公安、安监、驻地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等综合应急救援队伍负责人担任副指挥长，承担应急救援职责的部门、单位负责人为成员。
　　（二）按照“资源整合、不重复建设”的原则，依托各级公安机关通信调度指挥中心，完善综合应急救援通信调度指挥中心建设。
　　（三）依托各级公安消防部队组建公安消防综合应急救援队伍。
　　（四）按照突发事件类别，依托各部门、行业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五）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安全生产责任较重的企事业等单位，组织具有相关救援专业知识与经验的人员建立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
　　（六）建立应急管理专业人才库，聘请有关专家组成应急救援专家组。
　　第七条　各级综合应急救援通信调度指挥中心应履行以下职责：
　　（一）受理突发事件报警，处置突发事件。
　　（二）建立本地区统一的突发事件信息系统，汇集、储存、分析、传输突发事件隐患和预警信息。
　　（三）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本级政府报送突发事件信息，向相关部门通报突发事件信息。
　　（四）监督专业机构、监测网点和信息报告员应当及时向本级政府报告突发事件信息。
　　第八条 佳木斯市综合应急救援队伍由市公安消防综合应急救援支队、县（市）区公安消防综合应急救援大队组成，其主要领导由市公安消防支队、县（市）区公安消防大队负责人担任。市应急救援支队领导县（市）区应急救援大队。
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应履行以下工作职责：
　　（一）除承担消防工作以外，同时承担综合性应急救援任务，包括地震等自然灾害，建筑施工事故、道路交通事故、空难等生产安全事故，恐怖袭击、群众遇险等社会安全事件的抢险救援任务，同时协助有关专业队伍做好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生物灾害、矿山事故、危险化学品事故、水上事故、环境污染、核与辐射事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的抢险救援工作。
　　（二）健全组织机构，建立应急救援现场工作机制，制定完善相关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演练。
　　（三）加强应急救援装备、物资配备和储备。
　　（四）掌握研究队伍建设情况，协调指导专业、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的训练、演练。
　　（五）根据各级政府授权，调度指挥专业、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处置灾情。
　　第九条 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组织体系保持原有管理体制不变，负责人由各应急救援相关部门、成员单位负责人担任，并报各级政府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建设领导小组备案。
　　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应履行以下工作职责：
　　（一）健全组织机构，加强队伍建设，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二）制定完善相关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
　　（三）组织培训、训练、演练和管理，接受综合应急救援队伍的业务指导。
　　（四）组织本专业的应急救援装备、物资配备和储备。
　　（五）承担本行业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工作，根据灾情需要，参与处置政府或政府授权综合应急救援队伍调度的其他应急救援工作。
　　第十条 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负责人由本单位分管领导担任，并报政府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建设领导小组备案。
　　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应履行以下工作职责：
　　（一）加强队伍的训练和管理，制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训练演练。
　　（二）加强应急知识和技能培训。
　　（三）承担本地区、本单位突发事件的先期处置和应急救援工作，根据灾情需要，参与处置政府或政府授权综合应急救援队伍调度的其他应急救援工作。
　　第十一条 应急救援专家组应履行以下工作职责：
　　（一）落实应急救援专家组联席会议制度。
　　（二）参与应急救援的分析研判，提供决策建议，制定应对方案。
　　（三）参与应急救援教育培训工作及相关学术交流与合作。
　　（四）承担各级政府委托的其他工作。

　　第三章 预警和指挥

　　第十二条 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和专业、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必须建立严格的24小时值班制度，保持常备不懈和指挥不间断。值班人员必须熟悉本部门、单位的应急预案，掌握应急救援队伍实力，督促检查指挥、通信系统处于规定的状态，保证随时接受上级的命令、指示和下级的请示报告，及时妥善处置。
　　第十三条 各级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在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及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十四条 进入三级、四级警报预警期后，各级综合应急救援指挥通讯调度中心应当根据即将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以本级政府的名义第一时间采取下列措施：
　　（一）命令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启动本级应急预案，根据政府授权调度专业、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参加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二）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布反映突发事件信息的渠道，加强对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
　　（三）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有关专家学者，提供决策和建议。
　　（四）组织本辖区应急力量和应急资源实施先期处置工作。
　　（五）在第一时间向上级政府报告。
　　第十五条　进入一级、二级警报预警期后，各级综合应急救援通讯调度指挥中心应当针对即将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以本级政府的名义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措施。
　　（一）命令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建议上级启动应急预案获取增援，向上级指挥中心请求调度其他辖区专业、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增援，动员后备人员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
　　（二）调集应急救援所需物资、设备、工具，启用应急设施和避难场所。
　　（三）加强对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的监测保护。
　　（四）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等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行。
　　（五）通过媒体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
　　（六）转移、疏散或者撤离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并予以妥善安置，转移重要财产。
　　（七）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场所，控制或者限制容易导致危害扩大的公共场所的活动。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必要的防范性、保护性措施。
　　第十六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各级政府应当针对其性质、特点和危害程度，立即组织有关部门，调动应急救援队伍和社会力量，依照相关预案的规定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应急救援需要，成立现场指挥部，负责现场的应急处置工作，现场指挥部由现场最高政府首长任指挥长，属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综合应急救援队伍负责人为成员。
　　第十八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各级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和专业、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应根据上级指令及现场情况，采取下列应急处置措施。
　　（一）组织营救和救治受害人员，疏散、撤离并妥善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以及采取其他救助措施。
　　（二）迅速控制危险源，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划定警戒区，实行交通管制以及其他控制措施。
　　（三）立即抢修被损坏的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向受到危害的人员提供避难场所和生活必需品，实施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以及其他保障措施。
　　（四）禁止或者限制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人员密集的活动或者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五）必要时依法征用其他急需物资、设备、设施、工具。
　　（六）保障食品、饮用水、燃料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七）采取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件的必要措施。
　　第十九条 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负责向参加现场处置的综合应急救援队伍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或者技术支援，要求生产、供应生活必需品的组织保证供给，要求提供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的组织提供相应的服务。
　　第二十条　受到自然灾害危害或者发生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的单位，根据本单位力量立即组织先期处置，尽最大可能防止危害扩大，同时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报告。
　　第二十一条 各级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准确、及时通报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

　　第四章 训练和保障

　　第二十二条 各部门和单位应按照政治坚定、业务精良、身体健康的标准，严格选拔优秀人员充实到本部门和单位的专业、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
　　第二十三条 各应急救援队伍应加强管理教育，积极组织训练，定期进行考核。各类应急管理机构每年应定期组织综合、专业、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进行有关法律法规、应急救援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增强救援人员的应急意识，提高实战能力。
　　第二十四条 各应急救援队伍应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总体、专项应急预案和部门应急预案，根据灾情需要，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和完善应急预案，并报本级政府备案。
　　第二十五条 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专业、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对本部门、单位的应急预案每年组织不少于1次演练。各级综合应急救援队伍每年应根据本级人民政府总体、专项和部门应急预案，组织不少于1次综合演练。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本着“有效整合资源、节约经费投入、实现合理布局、达到资源共享”的原则，依托消防培训基地、消防战勤保障大队、消防站和其他物资储备单位，建立市、县（市）区应急救援培训基地。
　　第二十七条 各部门、单位应根据应急预案和可能遂行的应急救援行动，配备、储备、补充足够数量的装备、器材、物资，做到专人保管、定期保养维护、适时更新、确保完好，并建立应急救援装备物资报告制度，将相关情况及时上报本级政府备案。

　　第五章 法律责任和奖惩

　　第二十八条 在处置突发事件时，有关部门或单位不履行法定职责、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对有关部门或单位及责任人员依法进行处理。
　　第二十九条 综合、专业、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参加非本辖区、本专业、本单位应急救援工作期间，其在本单位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不变。对表现突出、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各部门、单位可依据本部门、本单位的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应急救援工作中伤亡的救援人员依法给予抚恤。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条 突发事件分级。
　　各类突发事件按照其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一般分为四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IV级（一般）。
I级突发事件。是指事态极其复杂，对全市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危害和威胁，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等后果的突发公共事件。在国务院或省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由市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统一协调全市各方面资源和力量实施处置和应对。预警等级为一级，用红色表示。
　　II级突发事件。是指事态复杂，对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安全、社会财产、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危害和威胁，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等后果的突发事件。在省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由市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组织各专业应急机构或事件主管单位并调度市有关部门、县（市）区应急委等相关单位联合处置和应对。预警等级为二级，用橙色表示。
III级突发事件。是指事态比较复杂，仅对辖区一定范围内的社会财产、人员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危害和威胁，造成或者可能造成较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等后果的突发事件。由市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组织、调度有关部门或相关专业应急机构实施处置和应对。预警等级为三级，用黄色表示。
　　IV级突发事件。是指事态简单，仅对辖区较小范围内的社会财产、人员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造成较大危害和威胁，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突发事件。由市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或市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授权的事发地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和专业应急机构实施处置和应对。预警等级为四级，用蓝色表示。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