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江西省赣西南分院三月份专题报告的批复

1951年6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

江西省人民法院：
你院赣西南分院今年3月份专题报告（执行婚姻法总结）收悉。
这一报告对于执行婚姻法的情况优缺点和在执行上所得到的体会与偏差，检讨得都还仔细。但正如所说宣传教育工作做得还不够，以致在各级干部中有不少的人还没有认识到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如安远县法院的干部，曾以威胁手段强迫诉请离婚的妇女回去，压迫妇女；龙南县乡干部竟敢抓了几十个妇女，说他们有奸情就加以拷打，或会戴高帽子游街，不但不能按婚姻法政策，相反地还更破坏了婚姻法的实施。因此，宣传教育工作，还必须大力去做，首先应督促各级干部抓紧学习，务使各级干部全面了解这一法令真义，然后才能正确地掌握这一政策的实施。同时，在审理这类案件时，还应按当地可能具备的条件，尽量采取陪审方式，通过实际事例的审判，向群众做宣传教育工作，其收获当更迅速有效。检阅报告，该分院所属区内各司法机关对婚姻案件均未试行陪审，希即查照本院上半年秘字第413号通令，引起重视，遵照试行。
原报告中所称存在问题，除（一）、（五）两问题应属于宣传教育说服范围外，我院对其余各点提出下列意见：
（二）非现役革命军人离家外出无音讯，应过多少时间，才能离婚？可结合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参考斟酌，不要孤立的只就多久时间没有音讯一个条件做考虑。至于婚姻法第十九条，是对现役革命军人离婚的规定，对非现役革命军人自不能适用这一条。
（三）孟县法院对嘱其处理的案件久未答复，可再通过平原省人民法院转为催促。
（四）结婚应由男女双方亲到所在地（区、乡）人民政府登记。这在婚姻法第六条已有明文规定，干部仅呈县委批准而不履行结婚登记，自与婚姻法的规定不合。如有发现，应通知干部所属机关予以纠正。
以上是我院就该分院这一专题报告所提出的几点意见，如你院研究后无不同意见，可转知照。

附：江西省人民法院赣西南分院执行婚姻法总结（1951年3月）
一、案件收结情况
由于长期封建的统治，荼毒人民是非常深的，尤其是青年男女在婚姻制度上，受的压迫束缚痛苦祸害更非浅鲜。多少男女在那残酷的封建婚姻制度下，葬送了青春，断送了生命，什么包办、买卖、强迫、早婚、抱婚、重婚纳妾、童养媳、望郎媳、寡妇守节……等等花招，埋葬了千万青年男女的幸福。如上犹县一个妇女年仅22岁，已被出卖3次，换了3个丈夫。安远县一妇女杜道秀却被辗转出卖了6次，寡妇赖贱秀守寡时，与一男人相好，愿结终身伴侣，而其亲房却把她强迫嫁卖得谷50担，嫁去3个月，赖贱秀因夫妇感情不洽，却潜逃他去，这种情形是不胜枚举的。又如南康县老■唱的山歌：“十七十八没老公（丈夫），当得棺材钉了钉，半夜三更想一起，滚床滚席到天明。”龙南县老■唱的：“害咕害绝害了■（我），嫁个老公一筒柴，睡到半夜没侧转，好比死了不曾俚”。这些正说明童养媳，望郎媳早婚及包办等婚姻方式之贻害，亦为受害者对不合理的吃人的礼教葬送其一生幸福的痛苦的写照，由于婚姻的不合理，因而产生年龄悬殊，感情不洽，遗弃、虐待及与人通奸等情事，更加上“父权”、“夫权”的吃人礼教，使广大的妇女被压迫得直透不过气来。如安远县郭观连因不满丈夫家，乃转往娘家，约一月左右，经娘家送返，而送返后，其夫便串通其父亲将郭观连割耳斩指。又如唐矮古发现其妻与人通奸后，把她捉住捆起，拿香火一把，烧她的阴部，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完全是封建婚姻制度所遗留的，在蒋匪统治时期，受苦受害的人，还有向那里申诉呢？没有的，只是泪往肚里流。在黑无天日的地狱中生活挨过一天算一天，再加上解放前，由于匪特们制造谣言，什么“共产党来了，男女排队编号强迫结婚，不论老头子编到青年处女，以及老太婆挑到青年的男子，都要强迫遵从”，等等。使未婚的青年们恐怖盲目的乱结婚，亦就是所谓“炮火鸳鸯”，由于恐怖致盲目的结合，因而演成同床异梦，吵口打架，感情破裂的种种挂名夫妻异常之多。现在解放了，新婚姻法颁布了，受苦受害受骗的人，有了申诉的地方，知道了婚姻法是给他们放射光明，开放幸福，从黑暗痛苦的深渊中救他（她）们出来的根本大法，因之婚姻纠纷案件之多，在民事案件中占50％以上是必然的现象。
据1950年1、2、3月份，我区直属县受理婚姻案件459件，连同上年旧存共546件，其中离婚的462件，占总数的84．6％，且90％以上是女方提出的。现共已结案378件，尚在调查证据而未结84件，准离290件，未离婚76件。
二、执行婚姻法及案件处理情况
（一）自婚姻法颁布后，经过半年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的锻炼，干部已对婚姻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在处理案件中，采取慎重态度，灵活运用婚姻法精神，并结合陪审制度，采用民主审讯方式方法，邀请当事人附近的居民小组妇女代表及民主妇联等出席陪审，根据妇联与陪审群众的意见结合当事人的思想情况，进行深入宣传婚姻法，教育和纠正当事人对婚姻问题所抱的不正确观点和态度。1．离婚方面：如赣州市人民法院处理张洪金与陈洪宝离婚案，双方感情本来很好，惟因目前生活困难引起吵闹，女方激于一时气愤，轻率提出离婚，经调查了解后，认为女方提出离婚的观点错误，进行了一番说服教育后，自动撤回了诉讼，回家后仍为一对和好夫妻。又如上犹县人民法院受理刘凤娣离婚案，刘因时受家婆和丈夫的虐待打骂，初来法院声请离婚时，经调解由男方找保具结保证不再虐待女方，女方亦受调解自愿返家，但返家后的当天晚上其家婆与丈夫即以你还到法院告状为词，又将刘毒打，打得遍体鳞伤，并锁在房里不给饭吃，第二天还强迫劳动，刘乘机逃来法院，经查验属实后，不但准了她离婚的请求，而且还对其丈夫等论以伤害罪责。2．解除婚约及脱离同居方面：解除婚约脱离同居关系，或一夫数妻者，经妻妾之任何一方提出离婚，经调查属实后，一律无条件准许。如大庚县法院处理的雷慕淑与汤克通解除婚约案，经查明后即予判决解除。凡解放前的重婚纳妾，一般采取不告不阻，解放后的重婚纳妾，如在进行尚未成为事实，则即予制止；如已成为事实，经查觉或被人告发，首先即进行劝导说服自动脱离，否则处以重婚应得之罪。3．子女方面：离婚后的子女教育问题，我们是根据有利子女条件来处理的。如安远县赖子孙与唐石保老子女案，赖子孙原向广东五华地方买来女孩子缪来秀准备充作孙媳，后来赖子孙女儿赖福英嫁与唐石保老之子唐凤德时，赖家以缪来秀伴嫁至唐家，因此，唐石保老乃将缪来秀扣作孙媳，赖子孙诉请原审法院判还后，唐石保老不服控称是1946年买来的，复声请再审，经裁定驳回。而唐不服上诉来我院，我们认为缪来秀判还缪家也是不对的，应该从取消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及保障子女合法利益来处理，缪来秀年仅13岁，一切婚约均应认为无效，居住地应由其自择，今后婚姻由其自主。又如赣州市人民法院处理董惠君与董质夫离婚案，男方系地主成份，南康原籍另有妻儿。土改开始进行时，男方只身潜走，撇下董惠君与二个孩子在赣市居住。女方提出离婚后，其原籍发妻派人来要把孩子带回去，虽然女方生活困难，但为子女利益问题，归女方抚养较男方较为有利，所以判决时仍判归女方抚养。4．夫妻财产及离婚后女方生活费问题：处理这一问题，完全是根据婚姻法第七章各条规定办理的。如赣市钟淑凤与谢大鹤离婚案，我们为了照顾女方生活不能独立及离婚后的生活问题，并审酌男方的经济情况，将生活费由一机米18石增至36石，并加判女方财物仍属女方所有。又赣市法院处理的王幼英与舒君溢离婚案，双方感情早已破裂，女方不堪男方虐待，早于去年8月携带自身衣服返娘家居住，女方提出离婚，男方表示同意，但坚持要女方返还财物。经查明女方所携衣物确系其自有衣物，乃向男方说服教育，并根据婚姻法第七章规定予以判决。5．关于买卖婚姻及干涉婚姻自由的，我们是坚决取缔的。如龙南刘学群将丫头刘美凤卖与李绍房为妻，得身价谷39担。刘美凤不愿，诉请法院时，经讯问明白后，不但将犯罪所得之稻谷没收，并判处劳役3个月。又如龙南一乡长唐汝全强迫16岁女孩嫁给唐茂芳，除判决婚姻无效外，并给乡长予以警告处分。
（二）执行婚姻法中的几点体会与偏差：
1．体会方面：由于对婚姻法的宣教工作做得不够深入农村，虽城市居民对婚姻法稍有认识，但亦不够全面，思想中封建残余仍时在作崇。对于自求解放的妇女，予以无情的打击。如南康县蔡毅惠与肖东生离婚案，当蔡来法院控告时，她家婆跟在后面喃喃地说：“好人不睡二铺床，好女不嫁二个郎。”又如赣市刘洁霞与王德修离婚后，刘返至王家索取衣物时，其翁姑乃用扫帚浸大粪往刘身上拨，并叫农会把她关了几个钟头（当时农会主任不在家），后来农会主任回来，方把她释放回家（这事已经赣县人民法院处理）。从上述例中说明农村中的妇女，还是受着封建残余的束缚，亦即说明宣教工作做得不够。因此，对婚姻案件处理时，应着重宣传婚姻法并结合当事人的思想情况，进行说服教育，打通思想后，案件才能顺利解决。如南康县人民法院处理林荣香与赖祖山离婚案，林荣香以其夫常在外面游荡，不务正业，不管家务，屡劝不改，乃要求离婚，后经法院阐明婚姻法及结合当事人不同的思想，进行说服教育，经调解后，林荣香退堂时对法院同志说：“同志，麻烦了你们半天，谢谢你，我们保证以后不再吵架了。”又如赣市院处理史玉梅与谢坤刚离婚案，因系父母包办婚姻，且婚后感情不合，当女方提出离婚时，男方也表同意，但坚持要女方返还结婚时的赠与物，后将婚姻法讲给他听后，了解他们的婚姻是包办买卖的，这些财礼是不能请求退还的。又如上犹县于1950年6、7月曾收过3件虐待童养媳致死的案件，后经法院处理，并由县人民政府通令各区乡切实注重执行婚姻法，保障妇女的人权，自后这类虐待致死案件乃告减少，甚至于无，这都是我们在执行婚姻法中的体会。
2．偏差方面：（1）有些干部对处理财产问题，掌握婚姻法不够。如安远县法院对离婚案件，认为对女方判决了离婚就算了，对财产问题处理，从不考虑与过问。信丰县人民法院对女方未提出财产问题，则亦不予启发及过问，若女方提出了，则判决一部分。（2）有求必应观点，处理离婚案件，把狭隘的女人观点，以为有求必应。如南康县院处理肖石秀与刘志常离婚案件时，没有详细研究分析，而肖石秀又系抱一时之恨提出离婚的，当时轻率准许离婚后，他们回家考虑了一夜，翌日来法院要求恢复夫妇关系，这说明学习婚姻法还是不够的。（3）个别干部对妇女与人通奸，以为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如安远县赖凤仔与其夫感情向为不合，其夫比她大20多岁，故在痛苦中自谋不正当出路与人通奸，后赖凤仔提出离婚之诉时，该县法院干部却没有分析原因，只从表面上看以为与人通奸是不正派的，乃用威胁手段强迫她回去（把她曾关了3个钟头），但后来再提起离婚时，才判准离。（4）干部婚姻问题。此外关于干部离婚方面，我们虽然也时加警惕注意，但是还是犯了只照顾干部而忽视了妇女利益的偏向。如罗亦经与谢招娣离婚案，罗亦经在天津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6军政治部工作，向赣县人民法院提出离婚的请求，原审根据罗亦经的意志不合不堪同居坚请离婚的理，判决准予离异，谢招娣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仅以谢招娣为童养媳，即依罗亦经的请求，而维持原判。而忽略将双方感情破裂难以继续夫妻生活的理由，在判决书上阐明这种偏差，值得引为今后的教训的。
三、干部对婚姻法认识问题
首先应当检讨的，是对婚姻法宣传不够，至区乡干部没有真正认识到婚姻法，且相反地违反了婚姻法，做了封建婚姻制度的尾巴。如赣县李雪英要求解除婚约案，李雪英年已20岁，而其未婚夫仅15岁。李雪英初向区公所声请解除婚约，后由区转送法院办理时，该区民政助理员还打电话法院说，李雪英非常淫荡，已经勾结了好几个男人，最好不要解除婚约，等等。该民政助理员并不研究李雪英为什么会与人发生爱情，而竟阻止解除婚约，这是错误的。又如龙南一个乡文书张尚寿仗其职位，抓了几十个妇女，说她们有奸情，而执行拷打，并叫一个妇女赖五清戴高帽子游街。又上犹县罗筑亭因年老无子，于去年8月间买了个小老婆，据说还是经乡长允许过。这是值得检讨的。
四、群众反映
（一）以为婚姻法片面地照顾女方，离婚是有求必应的。如南康县赤土区老■说：“男人不敢说女人一个坏字，如说了，她就来法院离婚，法院是有求必应的，一来就判离婚，婚姻法太宽大了妇女。”
（二）妻子是丈夫的私有物，现在不但离婚了，而且还要生活费，解放了把老婆亦解掉了。如南康县郭荣仁被判决离婚后说：“判决离婚，应令她（指原老婆）讨回一个老婆，不然，怎么讨得转老婆呢？”
（三）铲除重婚纳妾蓄俾的风气是好的。
（四）人民政府真正好，连男女结婚，子女财产各方面都照顾到了。
（五）婚姻法是与旧的封建婚姻斗争的根本大法，如大庚县巫妹多由父母媒妁包办订了婚，但巫连未婚夫看亦未看到，故来法院要求解除婚约说：有了婚姻法对婚姻是不能再盲目的。
（六）寡妇自由是共产党带来的，如安远县一寡妇受其亲房的虐待，并干涉不许与人结婚，经该县法院将干涉者法办，并允许其与人结婚，她真是感动得流下泪来了。她说：共产党救了我，今后我有了活路，不再受苦了。
五、存在问题
（一）一般对婚姻法宣传教育做得不够。如定南县法院所说，有的女方提出离婚时，女方娘家即说：“你要离婚，以后不要回我家的门，亦不承认是我家的人，我家没有一嫁再嫁的人”等等。有的男方即请乡村干部伪证说女方离婚无理由，有的乡村干部或公开即说某女人不应离婚，进行抵抗。
（二）处理离婚案件中，对于一方离家外出无音讯者，婚姻法中并无具体规定，应超过多久时间才准离婚，如男方离家仅一年半载没有音讯，是否可按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办理。
（三）南康县财政科长曹省吾与张氏离婚案，经院县先后三次公函、二次电报函请平原省孟县人民法院处理，迄今8月，未见答复，致无法结案。
（四）根据信丰县情况，大部干部结婚，仅呈县委批准，而不进行结婚登记。
（五）定南县法院处理廖相兰与谢瑞仁离婚案，谢与廖于1936年，由父母包办而结婚（当时廖仅16岁），至1940年谢被伪政府抓去当兵，至1950年8月止，历时10年并无音讯，且廖又时受家庭虐待，故于1950年9月提起离婚，脱离谢家关系，正在申请处理中，谢原在上海由中国人民解放军99师295团一营归信一封，后该院即去信征求谢之意见，结果，函复不同意，该院对该案费时很久，虽已劝廖回家成功，但男方离家十载，现又为现役军人，处理这问题虽然对保障军属做到了，但女方对这处理是不太满意了。


　　内容提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交易活动的活跃，民事、行政行为种类非常丰富、繁杂、多样，相应的法律行为变得更为的复杂并呈现多样化，矛盾纠纷的发生越来越多。如何来解决这些矛盾纠纷，化解利益冲突，除了通过法律途径之外，更多的是通过矛盾双方的协商和第三人的介入调解来解决。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第三方调解行为进行法律规范，从调解委员会到具体调解行为都进行了明确的规范，从而有效的从法律上对调解行为进行指导、帮助和监督，本文就是对诉前调解制度及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如何保障争议双方当事人采取法律途径即诉讼或者仲裁来解决矛盾纠纷的法律保护的相关法律问题探讨，以期在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活中快速、公平、公正解决争议纠纷，减少诉讼成本及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主题词：
　　　诉前调解、诉讼权利的保护
正文：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交往领域的拓展和深入，社会关系进入复杂多变错综复杂的关系族群，社会矛盾也随之多样化，复杂化、交错化和数量的急剧增加化。如何快速、有效来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息纷止争成为社会、国家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通过法律途径，即诉讼或者仲裁来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无疑是相对公平、公正的一条途径，也是合法权益保障的最后一道权利救济途径。但是，相对来说通过司法诉讼，程序复杂、时间较长、诉讼成本比较高，面对目前相对较快的经济交易和生活节奏，司法诉讼有着一定的滞后性和事后权利救济性，因此，探索一条新的有效快速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途径已成为社会生活必然需求，诉前调解制度便由此而应运而生。
　　　所谓的诉前调解，即在争议双方当事人通过司法诉讼或者仲裁之前通过第三方的参与，向矛盾争议双方了解情况并进行说服、疏导和协调，最终达成协议，快速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制度。
　　　我国目前设立的诉前调解制度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所规定的调解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劳动争议案件进行调解仲裁的法律制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进行调解仲裁的法律制度。相对于诉讼，调解更注重的是对争议双方矛盾的化解，没有繁琐的法律程序，没有严格的事实认定，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尽量遵从道德规范的要求，切实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快速有效解决纠纷，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达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但是诉前调解制度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普通民众心里还缺乏一个调解的概念，甚至是法律的概念，同时，在许多法律人的观念中往往也忽视了诉前调解的重要性。作为律师，我本人参与的诉前调节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这里说的调解是指在有调解组织参与的情况下），通常本着化解矛盾，以息纷止争为出发点，我们在诉前做了许多的调解工作，即在律师的参与下和矛盾双方进行协商，通过开导与利益权衡往往能达到很好的调解效果，使得许多矛盾纠纷在诉讼之前就能够很好的化解。但是，律师不是合法的调解机构或者调解人，律师参与调解通常都是接受了矛盾双方一方委托而进行的，不能不说从形式上缺乏公正立场。那么本应当由调解组织参与的调解行为为什么没有得到当事人的申请呢，这是目前我们国家调解组织机构迫切需要找到的出口，也是司法行政机关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作为法律人，我们最终服务的对象是社会，我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解决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快速、健康、有序发展，为社会的前行预防困难，排除障碍，任何能够快速、公平、公正解决矛盾纠纷的方法和途径都是我们应当重视并在日常的法律实践中经常运用的。为此，笔者认为诉前调解制度还需要加强和完善，特别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积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诉前调解制度需要更好的法律宣传，让每一个民众知道诉前调解的存在和作用，在发生矛盾纠纷时能够主动请求调解组织参与调解，从而化解矛盾。
　　　　没有调解，没有诉讼，但不代表没有矛盾，矛盾一旦不能及时化解而累积有可能产生更大的矛盾纠纷甚至最终演变为恶劣的社会冲突。对于一般的民众而言，诉讼或者仲裁需要的诉讼成本比较高，程序比较复杂，普通民众在不具备相对丰富的法律知识的情况下只能委托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人代为进行，纠纷当事人为此支出的费用必然会增加，有些甚至是得不偿失，有些当事人考虑到成本问题会放弃诉讼或者仲裁，由此导致的是矛盾无法化解，从而导致矛盾积压甚至矛盾升级。
　　　　通过合法、公平、相对成本较低的途径解决矛盾是民众迫切需要的，笔者认为相应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承担起进行法制宣传，特别是对合法解决矛盾纠纷途径的宣传，畅通途径，有必要的情况下组织基层调解组织进行法律宣讲与解答，使得调解制度深深扎根基层民众心里，树立有纠纷找调解的观念，让诉前调解制度的优越性和作用深入民心，民众一旦发生矛盾纠纷立刻能够想到调解组织，能够积极主动的申请进行调解，从而发挥诉前调解制度应有的作用。
　　　　适当的配备调解组织人员及办公条件，有固定的调解地点，能够让矛盾争议当事人随时找得到调解组织或者联系到调解人员。
　　　　诉前调解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跟调解组织不够固定，民众不知道有调解组织的存在，知道有调解组织但是不知道到哪里去申请调解，在具体实施中的问题比比皆是，如此下去，诉前调解制度就只是一纸白文，形成空设。不能具体实施的法律就不能称之为法律，一个组织机构的运作需要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完备的组织纪律维持。连调解组织都散乱无章，如何能够让民众相信调解组织的作用，又如何能够保障诉前调解制度的实施和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
　　　　调解组织应当充分发挥接近基层，了解基层情况及对争议双方当事人比较熟悉的地域优势和人文优势，在法律范围内本着公平、公正、化解矛盾的原则，促成争议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从而扩大诉前调解的作用与影响，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八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十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到下列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一）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二）依法设立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三）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职工代表和企业代表组成。职工代表由工会成员担任或者由全体职工推举产生，企业代表由企业负责人指定。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成员或者双方推举的人员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调解仲裁法》第三条规定：“发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 可以看出，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都是在基层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作为一个较小的组织范围内设立起来的调解组织，调解委员会成员非常接近基层，和基层群众非常熟悉也非常了解基层的基本情况，对争议的矛盾纠纷有一定的了解，对争议双方比较熟悉，便于基层调解组织成员工作的开展，能够及时化解矛盾，最大限度的发挥基层调解组织的功用，树立基层调解组织的威信，使得民众相信法律，相信调解组织，愿意积极主动的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解决双方矛盾。达到调解社会效果和发挥调解作用的良性循环。
　　　　应当加强对诉前调解组织经过调解后达成的调解协议书的执行力，目前法律规定对调解组织的调解协议书的效力的认可程度还不是很高，笔者认为对经过诉前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应当得到法律的认可，在执行力上应当给予调解协议书相应的强制执行力。
　　　　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调解仲裁法》都没有赋予调解协议书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从而从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调解组织的调解作用和功效，事实上并不利于调解组织的工作开展，这也是诉前调解制度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社会作用的一个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只有在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确认了调解协议的效力后才能依法予以强制执行，事实上在程序上给调解协议书设置了一条效力障碍，调解书的最终执行力取决于当事人是否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调解书的效力，以及人民法院是否确认调解书的效力，在程序上增加了当事人双方的程序负担，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效力，从而使得争议双方当事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效力产生质疑，并不利于诉前调解工作的开展以及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在第十五条规定的：“达成调解协议后，一方当事人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仲裁。”并没有规定对劳动争议调解协议书进行法律上的认可，更不用说强制执行力了，劳动争议仲裁程序相对于诉讼程序来说更为复杂，仲裁时限更长，在调解不成需要通过劳动争议仲裁程序，调解成功后乙方不履行调解协议书仍然需要再通过劳动争议仲裁程序，那么劳动争议的诉前调解的效力必然大大折扣，事实上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会大大增加劳动的维权成本和维权时间，笔者认为这一点是很不可取的，作为一名专职律师，无论从效率和效力的角度出发，都不建议当事人进行劳动争议诉前调解，可见，诉前调解的法律效力成为了制约诉前调解实施和发挥作用的一个关键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调解仲裁法》甚至根本没有提及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只是在第四条规定了当事人和解、调解不成或者不愿和解、调解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相对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来说，调解协议一旦一方不履行是没有任何的执行力的，只能再通过仲裁或者诉讼来解决，那么所谓的诉前调解实际上就变得很空洞和苍白无力，可以说立法者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能够尽量多一条途径来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但是由于效力和执行力的问题导致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无法真正同过诉前调解达到目的。
　　　从法学理论上和法律实务实践中加强诉前调解的效力，是诉前调解制度迫切需要得到重视个改进的方面，也是诉前调解起到应有社会作用的关键因素。诉前调解的种种优势和作用，不能因为其效力的问题而导致整个诉前调解工作成果付诸东流。希望在未来的不久该能够得到立法者的重视并做出适当的修改。
　　　提出一点建议，诉前调解大多数都是没有律师等具有专业法律知识从事专业法律服务的人员参与的，事实上诉前调解离不开法律，违反法律必然导致调解协议的无效，在法律上给诉前调解一个法律支撑和帮助很有必要和意义重大。
职业律师每年都承担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是否可以将法律援助项目扩大到诉前调解制度，将参与诉前调解作为法律援助的一项基本援助范围呢？我想，这应当是切实可行的一个方法、方案。有了律师的参与，能够很好的向争议双方当事人解释法律的规定，能够很好的保障诉前调解的合法有效，更能够向普通民众宣传法律知识，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起到很好的社会效果。
　　　诉前调解调解成功了，矛盾纠纷获得化解；如果未成功也可以对纠纷当事人起一个指引作用，那就是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争议双方进行诉讼或者仲裁时可以保障争议双方立案权利，能够使得双方在通过诉前调解途径解决不了矛盾的情况下向法院起诉，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诉讼时效有着很明确的规定，争议双方一旦超出了诉讼时效的范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就会丧失在本案中的胜诉权，一旦对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就很有可能被驳回起诉，从而使得本应得到保护的合法权益无法受到保护。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诉讼时效中止和中断的情形，但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当事人往往很难提出证据证明诉讼时效中止或者中断的情形。如果争议双方在诉前就已经申请过诉前调解，并经过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调解组织在调解过程中制作的调解记录以及调解人员证明的调解过程及事实是可以作为证据证明诉讼时效中止的，从而保障了争议当事人诉讼权利，能够进而通过人民法院的诉讼程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虽然诉前调解制度有着许多优势便于争议双方快速有效解决矛盾纠纷，但是诉前调解制度在具体的实施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有着种种的困难和障碍，需要广大的人民群众、法律人、司法行政机关，从立法、司法和实施过程中予以保护、帮助和保障，只有这样诉前调解制度才能发挥更好的社会作用和承担其应有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职责，在解决矛盾纠纷，化解社会矛盾和缓解法院诉讼压力方面起到多方面的作用。社会的发展需要法制的进步，社会的稳定需要及时化解和解决矛盾纠纷，我们应当积极的参与到各种能够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和事物中去，重视诉前调解，重视调解的法律效力，以最小的成本和资源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我们法律人应有的贡献。
　　　　
（作者：周来斌 江西问章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