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程序不具有审理婚姻效力的“合法资格”

——靠几例“歪打正着”的案件，撑不起婚姻效力纠纷行政诉讼制度的大厦

王礼仁

目前处理婚姻效力纠纷的立法和司法机制在其职能定位、执法权力配置、诉讼路径选择等方面均存在明显错误。一是行政权与司法权混淆；二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混淆；三是部门之间职能混淆。解决婚姻效力纠纷的部门重叠，职能交叉，既有分工不明，也有分工错误；既有重复交叉，越权越位，又有盲点死角，该管的案件无人管。处理婚姻效力纠纷虽然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三大机制，但由于权力配置不合理，庞大的机构体系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婚姻效力纠纷诉讼难与裁判乱的现象十分严重。对此必须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婚姻效力纠纷管辖权应当再分配。要进一步优化执法资源，整合执法机关，消除诉讼岔路，建立直达诉讼专线，以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方便当事人诉讼。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彻底废除婚姻效力纠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凡涉及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的案件，统一由法院主管，按民事程序处理。对此，我在《反婚姻诉讼分裂法》一文有论述。[1] 这里不再赘述。

但行政诉讼这种判决一直在延续。今天（2013年10月24日）《人民法院报》还 刊登了《法院对离婚登记行政案件应遵循的审查原则——河南南阳中院判决唐某诉内乡民政局离婚登记行政案》（“案例指导”）一文，该文肯定了一、二审法院撤销限制行为人离婚证的判决。[2]

这个案件的实体处理与程序均有问题。即使没有问题，靠几例“歪打正着”的案件，也撑不起婚姻效力纠纷行政诉讼制度的大厦。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瑕疵婚姻被强行通过行政诉讼撤销了，有人便据此认为行政诉讼可以解决瑕疵婚姻，并加以论证和推广。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是“一案障目”。且不说其受理和撤销婚姻是否正确或符合法律，假设所受理和撤销的某一婚姻没有法律障碍，那也仅仅是一种巧合，属于“歪打正着”。因为所谓行政诉讼可以解决瑕疵婚姻效力纠纷，往往具有偶然性，即只有在某些特定条件才有可能。这些特殊条件至少有：

第一，婚姻登记机关必须存在过错或违法。如果婚姻登记机关不存在过错或违法，将这样的案件作为行政案件，登记机关则成为“无责被告”。这样的行政审判显然偏离了行政诉讼的宗旨，丧失了行政审判监督行政机关的意义。

第二，没有超过行政诉讼时效。如果超过行政诉讼期限，行政诉讼则无法受理。

第三，婚姻登记违法行为属于足以否认其婚姻效力的情形。如果违法行为不足以否认其婚姻效力，行政诉讼既要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又要确认婚姻有效，其判决功能难以实现。

第四，不存在与之相关的其他婚姻形态需要同时确认的情形。如果在同一婚姻中存在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两种交叉形态，撤销登记婚姻时，需要对事实婚姻进行确认；或者登记离婚后一方再婚，是否撤销离婚登记，则需要对再婚是否善意进行判断后才能决定时，对此，行政诉讼则不具有这种功能，根本无法承载此类诉讼案件。

第五，不存在民政机关拒不举证、拒不到庭等情形。如果存在民政机关拒不举证、拒不到庭情形，按照行政诉讼的有关规定，则将直接认定婚姻登记缺乏根据而撤销登记。这将会导致不应当撤销的婚姻被撤销。

然而，在婚姻登记瑕疵案件中，同时具备上述几种情形的案件并不多。从整体案例看，有90%以上的行政登记机关尽到了法定注意义务，并不存在过错或违法行为；有95%以上的超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时效；有80%以上的婚姻瑕疵，不影响婚姻效力；在瑕疵婚姻中，不乏有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交叉并存、登记离婚后再婚的现象；民政机关拒不举证、拒不到庭的情形也时有发生。那么，在上述登记机关无过错等诸多情形中都无法通过行政诉讼解决，或者行政诉讼无法解决。可见，行政诉讼解决瑕疵婚姻具有偶然性、局限性、有限性、不彻底性、不合法性。

作为解决某一具体纠纷的诉讼机制，不仅要与其性质相符，而且必须适用于某类纠纷的全部情形，具有普遍适用价值或指导意义。瑕疵婚姻行政诉讼不仅与其性质不合，而且只能适用少数特殊情形，这样的诉讼机制或制度，显然无法承载或完成其应有的诉讼使命，不具有担当某一具体纠纷诉讼制度的“合法资格”，不符合一项诉讼制度存在的价值，不能成为解决瑕疵婚姻纠纷的选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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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见《反婚姻诉讼分裂法》北京大学法律信息网：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Html/Article_79336.shtml



[2] 见《法院对离婚登记行政案件应遵循的审查原则——河南南阳中院判决唐某诉内乡民政局离婚登记行政案》，载2013年10月24日《人民法院报》（案例指导）。这篇文章观点的问题很多，这里只就撤销限制行为人协议离婚这一个实体问题进行讨论。




诉讼管辖问题研究
－－－从民事诉讼的视角出发
张朝弘

人民法院依据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行使审判权具体体现在审理案件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涉。以事实为依据，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通过审理查明予以认定的法律事实，在此基础上，依照现行的法律，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诉讼程序是人民法院查明案件客观事实，认定法律事实的基础，只有诉讼程序公正，才能保证查明的事实客观真实，依法经过诉讼程序公正查明的事实就是法律事实。法院以查明的法律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才能作出客观公正，符合法律规定的判决。可见，程序的公正是查明客观事实的基础，只有在程序公正的基础上才能认定法律事实，才能体现出人民法院的依法办案客观公正，才能树立人民法院在人民群众中的权威，才能真正体现国家依法治国，才能维护社会稳定。
诉讼管辖问题是诉讼程序依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处理好当事人因管辖权争议提出的异议，作出公正的裁定，是诉讼程序公正的基础。
一、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管辖的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借款合同当事人一般是金融机构与法人企业之间的借款关系，确定管辖权时，可以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也可以由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如果被告住所地与合同履行地一致，那么问题很容易解决，如果出现二者不一致时，应如何确定呢？首先，借款合同中明确了履行地，双方争议应由履行地法院管辖；如果借款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履行地，那么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法复[1993]10号，即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确定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可见合同履行地是在出借方，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是一致的，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是，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的，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是指依照合同的约定享有接受货币的债权的合同当事人的住所地）[1]一方所在地履行。起诉到法院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一般是出借人履行了义务后，借款人在借款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归 还借款的义务，致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借款人负有给付货币的义务，此时，接收货币在出借方即贷款方所在地，依照上面陈述的法律规定，由出借方（贷款方）即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一般是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原告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若借款合同签订后，出借人（贷款人）未履行义务，导致借款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此时应履行义务的是出借人（即贷款人）一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3]10号批复规定，由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此时应为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即贷款人所在地），而不应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在接受货币一方（借款人方）即接受货币所在地履行。一般情况下，借款合同有效应判决履行，此时法院判决履行即判决贷款人履行义务，给付货币给借款人（接受货币一方），这样裁定管辖权由贷款方（出借人）所在地（被告地）法院管辖，有利于法院执行（可理解为执行法院所在地法院管辖），此种情况比较少见。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此规定如何适用借款合同中的民间借贷纠纷呢？民间借贷双方当事人一般为公民个人，若借款时没写借条，没约定利息，这样的合同属无偿合同，是实践性单务合同[2]。当出借人将借款交付给借款人之后，出借人不再负有其他任何义务，合同的义务主要是借款人的义务，即具有给付货币付还出借人的义务，此时，双方当事人发生纠纷时，应适用民诉法二十二条的规定，由被告地人民法院管辖。若当事人对借款进行结算后，由借款人出据欠条给出借人存执，当双方发生纠纷时，应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此时，欠条应视为书面合同，适应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3]10号批复的规定，由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适应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同样，借款人出据借条（或借据）给出借人（贷款人）存执的，当出借人依据借条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由原告人（出借人，贷款人）所在地（即接受货币方）人民法院管辖。
综上所述，口头民间借贷纠纷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适用民诉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借款合同纠纷，除合同明确约定履行地外，履行地约定不明确的，由贷款方所在地，接受货币的债权的合同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适用民诉法第二十四条、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即给付金钱之债的履行地确定为债权人的住所地[3]。
二、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管辖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的规定》法发[1996]28号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当事人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到达地，到站地、验收地，安装调试地等，均不应视为合同履行地。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履行地点、交货地点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或者虽有约定但未实际交付货款，且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均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以及口头购销合同纠纷案件，均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法发[1996]28号司法解释问题的批复》法释[1998]3号批复：凡在该规定生效后起诉到人民法院的购销合同纠纷案件，均应适用该规定，而不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的规定。规定和批复结合起来理解，就是均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而以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的，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这里的“所在地”，通常是指住所地[4]，合同法的此条款是对上述规定及批复的明确，是一致的。
三、关于人民法院在受理有关房屋纠纷案件时，如何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城乡建筑环境保护部《关于复查历史案件中处理私人房产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问题。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粤法研[1998]27号通知明确规定，如涉及《通知》第二个问题所指的有关落实私房政策的情况，在有关部门未落实发还房屋产权前，应告知当事人先向有关落实私房政策部门申请处理；已由有关落实政策部门处理发还产权人，当事人因房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依法受理[5]。
由此可见，上述此类有关落实私房政策涉及的房屋纠纷案件，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界限是产权是否已发还当事人。

四、有关劳动争议案件受理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指出：企业职工下岗，整体拖欠职工工资是在企业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不是履行劳动合同中的问题，由此引发纠纷，应当由政府有关部门按照企业改制的政策规定统筹解决，不属于劳动争议，不应以民事案件立案审理[6]对李国光副院长上述的讲话，应理解为“企业职工下岗、整体拖欠职工工资”的特殊现象，并不涉及到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的解除问题，双方仍然存在着劳动合同关系也即是劳动合同关系仍然存续着，此时涉及的下岗拖欠工资并未涉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但若企业与职工之间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依照《劳动法》第一条、第二十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仍应受理。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等处理，或者因其他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予以撤销，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用人单位为逃避因解除劳动合同而应支付的经济补偿，往往采取一些非法手段，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迫使劳动者自行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本来在劳动关系中就处于弱势地位，再加上我国目前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就业形势严峻，因此，多数劳动者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是能忍则忍，不能忍受的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后，则既失去了工作，也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基于此种情况，为了有效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照《劳动法》第三十二条、第九十一条的有关规定，劳动者被迫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并可支付赔偿金[7]。可见，此类涉及解除劳动合同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上面几个问题是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诉讼管辖的问题、是审判工作中比较切实需要对有关法律规定、批复司法解释作出正确理解弄清楚和界定的实际问题，而问题往往涉及到程序是否公正，处理得不好，可能会给人民法院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也是程序公正不能忽视的问题。只有正确理解法律，司法解释，批复，规定和领导的讲话精神，才能在审判工作中，对管辖权的争议作出公正的裁定，对是否应由法院管辖受理的起诉案件作出公正的裁定，程序公正是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判的基础，只有依法公正的裁定，才能真正的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才能真正体现出程序公正。
[1] 唐德华：《合同法审判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97页。
[2] 奚晓明、刘志远：《合同法讲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1页。
[3] 刘文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实用指南》，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4] 张桂龙、刘淑强《合同法详解》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5] 《民事审判工作政策法律选造编》，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庭、编辑室编，第301页。
[6] 唐德华：《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卷第39页。
[7] 唐德 华：《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卷第82页。